大革命时期四川地下党的一些历史片段

【】 【2021-02-26】 【四川政协报】



任白戈

1924年，我进南充中学时，校长是张澜，教务长是袁诗尧老师，先前是张秀熟同志。这两位教务长都是当时四川教育界有名的人物，思想进步，办学非常认真，学校办得很有成绩。当时张澜搞地方自治，关于教育、团练、报纸、商会都是地方管，军阀只管征收捐税。因此，学校环境比较自由，各种书报较多，也有些革命书刊。张澜办学讲实用，他在南充中学里还办了各种职业班，有农业班、蚕丝班、工业班、医学班、师范班。南充中学的校歌是这样写的：“嘉陵浩荡，果山葱茏，云蒸霞蔚南充。莘莘学子，桃李春浓，巍然建校天中。五月一日，血染猩红，霹雳震惊劳工。从今宇宙，无种国界，群祝大同大同。”

我上南充中学不是读的职业师范班，那时连四年级的中学班都已经分成三科了，一科是英算，二科文史地，三科体育美术音乐。这些都是毕业后当教员的。还有进修班，是准备考大学的。一律是四年制。开始办初中班，准备按新的学制，分初中高中两级办。张澜的侄子张烈、现在南充的张墨生、还有后来在成都“二·一六”惨案中牺牲的胡景元，都是进修班的学生。罗瑞卿是农业班的，李鸣珂就是农业班的老师，教蚕丝课。医学班又分中医班、西医班。中医班的主要教师叫张安奇。当时川北其他各县都没有中学，只有南充县有三所中学，即南充县立中学、顺庆联合中学、端明女子中学。因此川北各县要读中学的学生，多到南充或者重庆就读。川北原在遂宁办过第三师范学校，我在南充中学读书时，就有一批从第三师范学校毕业的教师，如何伯庄、何全善等，他们在学生中传播了一些进步思想。端明女子中学的学生参加了南充中学的学生会，男女学生之间在每年开会时都有接触，这在当时也是思想开放的一种表现。南充中学一方面订有北京的《晨报》《中国青年》《向导》和重庆的《新蜀报》等各种报纸杂志，一方面也订有国家主义派的《醒狮报》。不久，张澜被聘去当成都大学的校长。虽然名义上还兼南充中学的校长，实际上没管。袁诗尧当教务长时间不长，1925 年就走了。后由王伯安继任教务长，时间也很短，就由张澜介绍到刘湘那里去当秘书长。后来张澜营救张秀熟同志，还可能通过王伯安向刘湘转达他的意思。

我一进校就参加了学生会的工作。因为我考试第一名，就当了班长，学生会是各班派代表组成，我因是班长的关系进入学生会。当时学生会比较进步，做了许多事情，如办“平民夜校”，我在夜校当过教务长；利用寒暑假下乡宣传剪发、放脚等活动。

1924年南充还没有党团组织。1925年上半年，党中央派了吴季蟠和黄知风来南充，他们二人都是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吴是南充人，黄是营山人。他们住在南充进行革命活动，发展党团，黄知风还负责营山的工作。他们表面上是组织国民党，实际上主要是组建共产党和青年团。吴季蟠回来后，因任卓宣（又名任启彰）的关系认识其弟弟任启愤。任启愤又介绍吴认识我，他们开始要我参加国民党。1924年，我从任启愤处看到任卓宣从法国寄回的《赤光》杂志，已受到革命思想的影响，原来对旧国民党印象不好，也不知道国民党改组的情况，我还不愿意。因为他们要依靠我通过学生会做学生的工作，决定要发展我，我便和他们建立了关系。共产党、青年团组织的建立是在“五卅运动”以后，那叫发展党、团组织，阶级观点并不很明确，在学生中只要品学兼优就行。在手续上和后来发展党员也不同，先是党内规划要发展哪些人，从实际工作中进行观察考验。认为可以了，先组织通过，然后同本人谈话，本人同意就发展，不同意就算了。1925年下半年开学，任启愤找我谈话，问我愿不愿意加入青年团？我说当然愿意，他带我去找吴季蟠。吴对我说，你现在成为共青团员了，就要遵守铁的纪律，保守党的机密。党的名字叫“C·P”，团的名字叫“C·Y”，代名词“党”叫大学，“团”叫中学。我当时对“铁的”二字没有正确的理解，以为犯了铁的纪律，就像四川的袍哥组织那样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可能要杀人，所以对纪律的遵守是很认真的。1925年到1926年，我在南充主要做党、团工作，那时工作量比较大的是做国民党的工作，发展国民党员是比较公开的，开始就和国家主义派发生冲突。国家主义派发展组织在我们之前，当时的教务长杨俊明、学监盛德滋都倾向国家主义派，国家主义派的成员都是地主、资本家的子弟，有钱有势。加之南充中学的国文教师讲课多用古文，国家主义派办的《醒狮报》是用古文写的，许多老师、同学都爱读《醒狮报》的古文章，所以国家主义派在校甚为猖狂。国家主义派为了打击我们，就发动一个运动要清查学生会的账目，目标对准我，要清查“五卅运动”中的支出费用。1925年上半年，学生会改选，干事长是邓发光。我是副干事长，实际上在学生会当家，积极领导学生会投入了“五卅运动”。下半年邓发光走了，他们不找会计算账，却要我交账。我没有理他们，他们就造谣说我贪污学生会会费，想激起群众公愤，把我打下去。这次全靠罗瑞卿解的围。他母亲去世得早，在外祖父家长大，外祖父对他管得很严，他的反抗性也大，对旧社会许多不平的事情，爱打抱不平。他在学校里是一个不肯读死书的人，爱打球，喜交友，性情豪爽，结交了一批运动员和相好的朋友，力量很大。他参加学生会俱乐部工作非常积极，和我成了朋友。国家主义派要查我的账，他就挺身而出在桌子上一拍，大声说：“要算账，找老子来算！”手一挽，个子又高大，做起要打架的样子，那些家伙一见架势就溜了。在最困难的时候，他援助了我，后来我们成了莫逆之交。在和国家主义派的斗争中，我们逐渐开展了国民党的工作，还成立了县党部，我被选为国民党县党部的执行委员兼青年部长。驻军的两位旅长秦汉三、杜伯乾都被选为县党部的监察委员。

那年还发生了一件事。党派了黄埔军校毕业的李介（又名李公凡）回南充工作。我们在丝厂开展工人运动，丝厂厂长是盛克勤，是南充所谓的第一流绅士。丝厂的工人要求提高工资，我和李公凡去帮助工人，参加工人方面的谈判，根本还没有谈判，李公凡就拿手杖打盛克勤，盛克勤就到驻军那里去告状。李公凡打了盛克勤，当时我在场，驻军师长何光烈声称要抓人，加以国家主义派因我在校发展国民党，千方百计要整我，我的处境比较困难。恰好这时何光烈聘请吴玉章同志到南充当嘉陵高中的校长，吴老应聘到了南充，巡视了国民党的工作，又巡视了我党团工作。吴老是四川的名人，一到南充各学校，军队都请他讲演，工作很忙，需要一个秘书，党组织派我给吴老抄抄写写。后来我给吴老说，我在南充处境困难，已站不住脚了。吴老说不要紧，站不住脚就到重庆去读中法大学。我还告诉吴老，我交不起学费，伙食费也没有。他取出一张大名片在上面批写：“道融同志：介绍任煜同学来校，一切食宿由你安排。”道融就是杨伯凯同志，当时在重庆中法大学当教务长，吴老不在校就由他负责。拿了吴老的名片，暑假我就和王义林、王俊超一起到了重庆。我们三人都进了中法大学。王俊超和我是团员，王义林入中法大学后也入了团。那时中法大学只有中学部，教员有肖华清、杨伯凯等，我被编在高二班。朱挹清同志亦是中法大学的学生。

1926年暑假，青年团决定由我负责搞学生会的工作。那时重庆有两个学生联合会，一是川东学联，一是重庆学联。川东学联会长是张锡畴，还有陶中平，重庆学联会长是巴中学生熊飞。我在川东学联任常委，在重庆学联当副会长。1926年下半年开学不久，杨伯凯同志找我谈话，要我转党。当时十八岁就可以转党，那年我已20岁了。由于工作需要，我就转党了。这时党团组织开办短期训练班，杨闇公就叫我去负责，大概是要在工作中考验我。训练班结束后，就分配我到重庆共青团地委搞宣传工作。1926年下半年，党的书记是杨闇公，组织是冉均，宣传暂时无人，好像曾净吾代理了一段时间。是年冬，钟梦侠从上海回来就搞宣传。冉均还负责工运，程秉渊是搞工运的二把手。共青团的书记是刘成辉，组织是蔡铭钊，宣传是我搞。党团名义上都叫地方执行委员会，实际这个名字是什么时候才正式使用呢？我记得是“三·三一”惨案前，国民党右派对我们大肆污蔑，我们就正式用中国共产党四川地方执行委员会、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四川地方委员会的名义各发表了一个宣言，这两个宣言《四川日报》登了，《新蜀报》没有登。周钦岳在《新蜀报》当编辑，但当不了家。漆南勋是个国民党左派，但胆小，摇摆不定。《四川日报》是牟炼先在那里负责，只要是我们发去的稿件他都登。钟梦侠来后搞党的宣传工作，他家里开当铺，有钱，西装革履，不会写文章，因此关于报刊文字方面的宣传工作，杨闇公都交给我做。如1926年冬在重庆召开的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都由我作记录，还包括编辑、整理和发新闻稿。

共青团三个干部，书记刘成辉有家，单独住在夫子池。我和蔡铭钊住在下半城的秘密机关。有天晚上，忘记关门，我的衣服被盗，第二天起不了床，闇公同志知道了就给我买衣服。后来听说当时他手中也没有钱，是把他夫人赵宗楷的首饰当了，给我买的衣服。闇公同志对人很和气，对干部的爱护无微不至，他对同志既爱护，也批评。比如有次他在党团的会上作报告，说刘湘和杨森是速成系，邓（锡侯）、田（公尧）、刘（文辉）是保定系，军阀之间有派系矛盾，我们如何利用这个矛盾做工作等。我当时年轻、不懂事，冒冒失失的，我想这些话对教育下面的同志有好处，就把它整理出来印发下去了。他把我叫去狠狠批评了一顿，他说你根本不懂形势，这些军阀就真的革命了？他们就是要革命这样讲也不好嘛，给内部少数同志讲的，怎么就通出去了！赶快收回来！这是我受到他最严厉的一次批评。

顺泸起义后，党已准备转入地下斗争，估计到形势一变，四川军阀要向共产党人开刀，但也估计到四川军阀之间互相有矛盾，还需进一步观察和做工作。刘湘就职以后，设宴请我们吃饭，杨闇公是主客，还请了工会、学生会的代表，据说那次请客就准备一网打尽，因为形势还没有完全变，所以没下手。

1927年3月，为声援“南京惨案”，党决定于3月31日在重庆打枪坝召开群众大会，中间设总主席团，四角设分主席团。一切准备就绪，通知也发了。开大会的前夕，有人给杨闇公通消息说，刘湘要在开会时下毒手屠杀。已经是半夜了，闇公同志把我们找去开会，出席的有冉均、钟梦侠、刘成辉、蔡明钊和我，还有陈志筠、程仲苍两位党和团的妇委书记。在陈志筠住的党的秘密机关开了个紧急会议，研究怎么办，首先讨论大会还开不开。当时主要考虑通知都发出去了，群众都准备了，临时共产党不到会影响不好，宁肯牺牲，也要参加。于是决定第二天的大会照开。后来又讨论会场如何警戒，闇公说找向时俊带卫队去会场维持秩序，并决定由共青团组织童子军，把绳子、棒棒带起，作会场外围的警戒。参加会议的人都要整队入场，不许闲杂人混进去，会场警戒是很严密的。刘湘派的便衣没能闯进去。会议正开始，门口就有人打枪，一打枪群众就慌乱了。我在主席台上当记录，会场一乱，闇公跟着向时俊等退出会场，当天向时俊是带了卫队去的。当时打死了许多人，陈达三、漆树棻就是当场牺牲的。我是从城墙上跳下去的。我们许多人都作了牺牲的准备，程仲苍、陈志筠都把自己的姓名、出生年月写好放在包包里，我也是把好衣服都穿上的。我从城墙跳下去后就跑到江北何祝嵩家，吃了晚饭又跑回重庆。第二天一早就到刘成辉家，冉均同志也到了那里。我们三人一起商量决定首先要设法找到闇公。冉均平时住在关帝庙总工会办公，他在重庆工作时间久，是外交后援会主席、工会主席，认识他的人多。那天他从夫子池出来转拐走到天主堂街，被刘湘放出的便衣凶手一枪打死了，我是亲眼看见的，赶快转过弯从天主堂巷子跑了。第二天晚上闇公找到我们在他夫人娘家赵家开会，有我、刘成辉、钟梦侠。闇公说他要到武汉去向中央请示、报告，要我们做善后工作。闇公很瘦，他化装成一个老太婆，由他家里的几个妇女送他上船。刘湘早已派人侦查他的动向，上船后，就被那些侦探特务查看出来，当时就逮捕了。至于闇公被害，我们不知道，是在报上登出来才知道的。

“三·三一”惨案后，大家纷纷撤离，中法大学、中山中学完全被反动派打垮了。巴县国民师范、川东师范等几所比较“红”的学校，我们的党团员和左派学生不敢回校，连铺盖都没卷走就跑了。《新蜀报》《四川日报》也被打垮。党团地委的几个领导人，只剩下钟梦侠、刘成辉、蔡铭钊和我四个。他们三个都想朝武汉跑，但重庆需要人作善后工作，清查死难同志，他们三个就推我作党团临时特委书记，工作由我一人留下来负担。开始我思想不通，认为钟梦侠1926年冬才回重庆，和学生方面没有接触，他的家庭也是个很好的掩护条件，党的负责同志死了两个，只剩下他一个，正应该留下。共青团刘成辉是书记，怎么把我这个负责宣传工作的留下来了？虽然思想不通，但服从组织，我还是担任了临时的特委书记。只是我在重庆只能昼伏夜出，行动受限制，大家议定詹正圣给我作助手（他才从上海回来，认识他的人不多），黄中元作交通。我在重庆待了两个多月，先住在钟梦侠家，后来发觉有问题，我又搬到陕西街钟家的当铺去住了几天，接着住在黄中元姐姐家，就是傅烈同志他们在兴隆巷开会被捕的那个房子。

我在重庆把一些失散的同志找到了，恢复了一些基层组织，决定在涪陵去发动郭汝栋的部队打刘湘。我到涪陵是黄知风（向时俊政治部主任）的帮助把我送出城的。当时还有程仲苍（团妇委书记）和汪海若（市妇联负责人）两个女同志，也要离开重庆。黄知风派了三乘拱杆轿子，把她们梳妆打扮成两个军阀太太，说是向时俊部队军官的家属，我扮成副官，就这样混出了城。然后又护送我们从江北到长寿。向时俊驻长寿的一个团长王炳南，又派船把我们送到涪陵。当时涪陵驻军郭汝栋表现倾向革命，我们还派了傅炳勋、胡存杰等许多黄埔毕业生在那里工作，认为可以利用四川军阀来打刘湘。另一方面，李蔚如在四镇乡还掌握了一些武装，涪陵待不住还可以到李蔚如那里去，这是当时对形势估计不足。后来李蔚如上了郭汝栋的当，郭是李蔚如的学生，他以商议共同御刘湘为由，诱骗李蔚如去同乐镇开会。结果李一去就被郭绑送给刘湘，并把尹绍舟礼送出境。我在涪陵住了一段时间，发动郭汝栋打刘湘的事不行。当时年轻幼稚，不知该怎么办。跑武汉不对，回重庆不行，我就和裴紫琚一道背起包袱经邻水、广安、岳池、安岳、资中、简阳到了成都，找到刘愿安同志。刘愿安是川西方面党的负责人，在1926年冬天开国民党（左派）第一次省代表大会时我认识他，觉得他很有才干。刘愿安住黄瓦街，李宗林同志当交通，我就把重庆方面的情况向刘汇报，刘也把成都的情况讲了。我问重庆方面怎么办，刘说没办法，只有等中央指示。他问我给中央打过报告没有，我说打过两次报告。中央的通信处是武汉长江书店“屈楚豪”，重庆党组织的代名。“三·三一”以前叫“慧”，下盖“人杰”的印章。团组织的代名叫“一名”，我在特委期间取的名字叫石光第。刘愿安说，先把川西的工作搞起来，我管党的工作，你管团的工作。1928 年，我经省委领导批准到了上海，和杨伯凯同志等在招商局公学一个支部里生活和工作。

（本文由任白戈口述 作者系第四届四川省政协主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