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篇“史诗”与一支钢笔
——红色作家玉杲的“诗与远方”
【】 【2021-05-27】 【四川政协报】
夜里，村庄和田野/睡熟了……/当猫儿不叫，狗儿不咬/当夜已深，露水微微的时候/然福跳下墙来，影子从墙头/落下，像一只疾飞的鸟。
1945年6月，在重庆出版的《文艺杂志》第一卷第二期，刊发了一部长篇叙事诗《大渡河支流》。长诗通过叙述女主人公琼枝的悲惨遭遇，控诉了那个时代广泛存在于中国社会的不合理婚姻制度。
《大渡河支流》有曲折的故事情节和鲜明的人物形象。故事从贫农的儿子然福和他的情人琼枝在一个“村庄和田野熟睡了”的黑夜相会开始。第二天然福离开了家乡，当壮丁到了抗战前线。
然福走后不久，琼枝发现自己怀了孕，绝望地等待着“那不可知的灾祸的来临”。
诗歌回叙了琼枝和然福各自处于压迫和被压迫地位的家庭。琼枝的父亲山耳是“地主、商人、高利贷者”，一个刻薄寡恩的老头儿，他残酷地剥削农民，逼死了然福的父亲，拉走了几乎成为他家唯一财产的牛。山耳同有钱有枪的乡长胡玉廷有利害冲突，为了缓和冲突，不惜牺牲女儿，把琼枝许给胡玉廷的儿子，一个“数目也计算不清的傻东西”。
“第二年桃子花开的时候”，琼枝被迫嫁到胡家，5个月后生下的孩子被婆婆摔死。琼枝在封建家庭的摧残和乡村舆论压力下被逼成疯子，“她飞跑在田野”“哭叫在田野”。山耳为了挽回名声，把琼枝绑回家，“用绳子套着女儿的颈子”，暗中勒死，然后放出谎言说琼枝“哭着吊死了”。表面上道貌岸然的山耳，在家里却奸污了自己的儿媳妇。封建地主阶级的丑恶嘴脸，通过山耳这个形象暴露无遗。
长诗最后以山耳在外乡读书的儿子认清了“家，污秽的，罪恶的渊薮”，毅然同地主家庭决裂，以离家出走而结尾。作者通过这个爱情和家庭的悲剧，强烈地控诉了封建地主剥削制度及其虚伪道德的罪恶。长诗悲剧气氛浓重，有时用景物加以烘托。在描写琼枝的婴儿被活活摔死，琼枝万分悲痛时，诗歌写道：
风不要来！/老鸦不要叫！/梧桐叶子/不要哭号！/旷野静静地/听这含羞的母亲/诉苦吧！诉苦吧！
尽管《大渡河支流》在思想上艺术上有不足之处，但作者用感情激荡的诗句不仅描述了一个悲怆动人、荡气回肠的故事，而且描绘出一幅富有四川地方色彩的旧农村画面，显示了作者在诗歌创作上的才华。
《大渡河支流》发表后，一时“洛阳纸贵”，读者争相传阅。两年后，由著名评论家冯雪峰推荐，上海建文书店出版单行本《大渡河支流》发行。
■作者“失踪” 钢笔存念
冯雪峰给予了《大渡河支流》“史诗”的极高评价，他在序言中写道：
我觉得这是一篇史诗（我以为这是可以这样称它的，虽然我也以为它还不是所谓伟大的史诗），有着惊心动魄的力量，首先就因为这悲剧在现实上是惊心动魄的。我不能不想起托尔斯泰的剧本《黑暗的势力》来，虽然一个是剧本，一个是叙事诗，但是使人神经颤栗的一点是相同的——这一篇叙事诗，以地主和土豪的残酷剥削及无人性的惨毒，为罪恶的本体和农村黑暗的主要根源；作品所能给予的暗示，除了革命以外，再没有别的能够超脱的路了。
大渡河的支流是哪条？诗人玉杲又是谁？这一切，让读者不得而知。因为此时玉杲已不知所“踪”。就连微薄的稿费也无人来领取。建文书店只得找到序言作者冯雪峰，由他代领了稿费。
在序言中，冯雪峰是这样介绍作者的：
一个为这诗出版的朋友而尽力的朋友，认为还应把作者介绍一下，我也觉得这些是重要的。只可惜关于作者玉杲，我知道的很少，现在他又在很远的地方，并且无法通信。他只和我通过七八次信，见过两次面，都在两年前，那时他在重庆郊外的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读书，在1945 年暑期毕业后，则到川南一所中学去教书。两次见面都很仓促，他很少说话，给我的印象是：微黑的脸，那时大约二十二三岁，从他简短的语言和眼睛的表情上，似乎是一种在农村中可以找得到的那种颇惯于寂寞然而倔强的，自重而深沉的朴素性格。现在我竭力回忆当时他说的话，都记不起了，除了两点似乎记得清楚，一是他说在璧山有些书看不到，这大概是指那些在重庆新出的政治性的书；二是他说他喜欢读涅克拉索夫的诗，可惜他不能读原文。
在通信中他说的话多一点，记得他曾说过他是不能也不愿回到他的故乡去了，他大概是川西北人，如诗中所示，但故乡的影子常在他的脑际盘旋。他又在抗战初期到过西北，也是在信中透露出来的……
我所知道的只有这一点。他离开四川到北方去，是去年五月间，那时我已到上海，他在动身时曾来信通知，并请托我找地方把这篇诗出版并写一点序。
冯雪峰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参加筹备中国左翼作家联盟，是参加了长征的作家。后来他在重庆、上海从事地下工作。对于玉杲到了延安的去向，冯雪峰自然心知肚明。虽然不能明说，但序言还是隐约透露出玉杲到“北方”去了。
“北方”指的是什么，明眼人自然明白。
稿费交到冯雪峰手里，冯雪峰却交不出去了。这笔稿费便成了一个烫手山芋。看着法币一天天贬值，如果再不用出去，有可能变成一张张废纸。
万般无奈之下，冯雪峰只得买了一支精致的派克钢笔，他心想稿费没有了，好歹还有一支钢笔，将来有机会再交到玉杲手中，也算是纪念。
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9月至10月，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作为陕西省作家代表，玉杲参加了这次盛会。此时，冯雪峰已任中国作协副主席。
玉杲与冯雪峰再一次握手。冯雪峰将钢笔郑重地交到了玉杲手中，并鼓励他创作出更多更好的作品。
《大渡河支流》。
■满怀激情 奔赴延安
玉杲的祖父是清末的举人，因为有些腿疾，没有入朝做官。但根据清政府给予举人的待遇，每月都有固定的饷银，家里也出租一些田地给佃户。玉杲的父亲是当地的一位私塾老师，会一些中医；玉杲的母亲是当地的名门闺秀，能够识文断字。玉杲记忆中的很多故事，都是奶奶讲给他听的。
玉杲生于1919年，是家中老大，下面还有3个兄弟。1936年，玉杲考入成都省立中学，在成都读书，受到了共产主义思想的影响，于是他一心想投奔革命。1938年他悄悄跑到了延安，正如冯雪峰在序言中所说“在抗战初期到过西北”。玉杲到延安后，先是在抗日军政大学读书，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抗日军政大学毕业后，玉杲被分配到延安陕甘宁边区文化协会工作。但玉杲不习惯陕北的生活，尤其吃不惯陕北的小米，经常拉肚子，他的身体因此受到了极大的影响。党组织便安排他到四川一边从事地下工作，一边养病。
在芦山老家期间，玉杲秘密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并组织学生和农民运动，曾被国民党政府拘留。经过家人的多方斡旋，才把他保释出狱。
后来，他来到成都教书，又去重庆璧山社会教育学院读书。
璧山有条河叫璧南河，犹如家乡的芦山河穿城而过。每每看着璧南河，玉杲就想起了家乡。青春飞扬的玉杲诗兴大发，写下了《大渡河支流》、《刘老五》、《残夜》等多篇长篇叙事诗和一些短诗。
不久，玉杲与失去联系的地下党组织接上了头，他决定再次奔赴延安，当一名红色作家，以笔为枪，将青春和生命献给党的革命事业。离开重庆前，玉杲把他创作的所有的诗稿寄给了冯雪峰，请他处理。
到了延安后，玉杲一边从事大众教育，一边进行诗歌创作。1948年，玉杲又完成了长篇叙事诗《人民的村落》的创作。
■大河奔流 讴歌祖国
1956 年初，曾担任西安作协秘书长的玉杲参与了《延河》文学杂志的创刊筹备，后任编辑部主任，他先后签发过贺敬之、张贤亮等人的作品，其中就有经典名篇《回延安》。
作为编辑，玉杲慧眼识珠，让两次退稿的《回延安》重见天日；作为诗人，玉杲依然在自己的“诗与远方”中跋涉行进。
1957年2月，玉杲的长篇叙事诗《方采英的爱情》在《延河》发表。诗歌再一次给他带来极高的声誉。著名作家柳青对玉杲说：“这又是一部能流传的诗。”
1979年春天，玉杲回到陕西省作协工作，担任《延河》副主编、陕西省第五届政协委员。此后，玉杲热情讴歌他脚下的这片土地，创作了大量的作品。
1980年春天，玉杲参加了由《诗刊》组织的大型采风活动，他与来自17个省（市、自治区）的31名中国著名诗人辗转山东、上海、广东等地，行程两个多月，创作了《关于命运的问题》、《受难的美神》等作品，相继在《诗刊》上发表，受到读者好评。
据说，把钱抛向神龟，/可以卜算命运。/我的命运不需要卜算，/我的命运和共和国相连。/共和国受难，我受难；/共和国乐了，我喜欢。/我哭，我笑，我歌唱，/同共和国一道，同共和国一道……
1981年12月，玉杲将他表现新旧社会爱情的两部叙事诗《大渡河支流》、《方采英的爱情》以及22首抒情诗合编在一起，由陕西人民出版社结集出版，书名为《红尘记》。
玉杲虽然离开了家乡，但他依然心系家乡。当他在动物园看到大熊猫时，他想起了家乡大山中的精灵。他写了一首《熊猫》的小诗：熊猫的家在山野。/山野有大风大雨，/有撑天的绿树，/有无边的春色……
诗人再一次焕发了青春，同共和国一道歌唱。然而病魔却将他击倒。1992年8月1日，玉杲病逝于西安，终年73岁。
玉杲去世前，留下了最后一句话：“我不甘心。”
玉杲不甘心什么？也许诗人心里所积聚的诗情和激扬，还没有完全喷发出来，他的学识和才情，还可以让他完成更多的美好诗篇，但生命却突然变得如此脆弱，来不及绽放出更加灿烂的光焰……
青山依旧在，大河奔流去。
玉杲留给世人的，大渡河支流的涛声，至今依然在家乡回荡。
（高富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