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理论到实践的伟大转折
【】 【2021-06-28】 【四川日报】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了实行改革开放的伟大决策，党带领人民开始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崭新探索。1985年，邓小平在会见津巴布韦非洲民族联盟主席、政府总理穆加贝时发表了重要谈话，对改革的性质作出了这样的判断：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后来，这篇谈话的一部分被收入《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篇名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成为邓小平著作中的重要文献。这是在国际国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党和国家的工作重心转移，改革开放进入“十字路口”，社会主义建设面临新挑战的关键时刻发表的，回顾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领导人民从新民主主义革命转变到社会主义革命的历程，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旗帜鲜明提出毫不动摇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不仅向世界宣示了中国坚定不移推进改革开放的决心，也极大地加深了人们对改革性质和意义的理解。随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改革也进入“深水区”，面临的都是难啃的“硬骨头”，重温这篇为改革“撑腰打气”的经典文献，学习其中闪烁着马克思主义光芒的思想和非凡的格局视野，对于未来更好地推进改革、扩大开放，助力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现实意义。
全面回顾新中国成立以来的经济社会建设情况，得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重要论断
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中特别强调需要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充分总结国内国际社会主义建设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结合本国实践，基于历史规律发展社会主义。“中国革命取得成功，就是因为把马列主义的普遍原则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这条原则也是推进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内在要求和重要保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邓小平在开篇讲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发展状况和历史经验，并指出由于缺少社会主义建设经验，走了不少弯路，尝试了阶级斗争、政治动员、“大跃进”“抓革命促生产”等办法，但是都行不通。受“文化大革命”和“四人帮”影响，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干部队伍建设等受到比较大的冲击，他谈到，在很长一个时期里忽视了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这是对我国基本国情和所处发展阶段的精准概括，指出了我国生产力落后的客观事实。改革开放初期，我国经济濒临崩溃、人民生活贫困，人均GDP仅为156美元，与世界主要经济体的差距拉大。邓小平进一步谈到，社会主义的任务很多，但根本一条就是发展生产力，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体现出优于资本主义，为实现共产主义创造物质基础。
实际上，这个想法在1978年便开始萌芽。邓小平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后不久，便尖锐地提出了一个问题：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带着这个疑问，他开始四处调研。1978年9月，他在视察东北时发表了“北方谈话”，明确回答了什么是社会主义的问题。在听取吉林省委汇报时，邓小平明确提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归根结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他说，“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在视察鞍山钢铁公司时他说，“社会主义要表现出它的优越性，哪能像现在这样，搞了二十多年还这么穷，那要社会主义干什么？”以此为开端，邓小平先后提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等一系列新观点新论断，逐渐演变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指导思想。
科学作出改革是为了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的判断，回答了在中国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
怎样更好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一直都是邓小平关注的焦点。他在谈话中掷地有声地指出，为了发展生产力，必须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事实证明这是完全正确的。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改革率先在农村取得突破，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在全国迅速推开，农村的面貌发生喜人的变化。同时，按照邓小平的设计，对外开放和经济特区建设也取得突破。1984年初，邓小平为深圳特区题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我们建立经济特区的政策是正确的”。党中央、国务院作出进一步开放14个沿海港口城市的决定，使全国的对外开放进一步展开。邓小平又谈到，城市经济改革比农村经济改革复杂得多，难免出差错，冒风险。1984年10月，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确立了“社会主义商品经济”新概念，标志着改革已经从农村全面延伸到城市。邓小平谨慎地谈到，要证实城市经济改革的路子走得对不对，还需要三五年的时间。
这个时期人们思想比较波动，也有畏难情绪。邓小平察觉到这种思潮，先后作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不管黑猫白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思想更解放一点，胆子更大一点，步子更快一点”等论断，鼓励人们放下包袱大胆干。同时，面对各方面疑虑，邓小平多次发表谈话，明确提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这是一件很重要的必须做的事情，尽管是有风险的事”，坚定表示“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说改革是一场革命，因为它是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并不改变社会主义制度；说改革是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因为之前各种办法试了都行不通。邓小平对改革走向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引领，极大地鼓舞了人心。谈话发表不久的1986年，我国GDP便突破1万亿元。事实证明，邓小平关于城市改革的路子是对的。
反复强调改革中要坚持社会主义大方向，在这个原则上巩固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
方向问题非常重要。邓小平在《改革是中国发展生产力的必由之路》这篇光辉文献中尤其强调：“我们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我们现在讲的对内搞活经济、对外开放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原则下开展的。”明确了坚持社会主义方向的关键问题。邓小平指出，我们拨乱反正，就是要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基础上发展生产力。这是邓小平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作出的新贡献。他早先便提出，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必须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可以说，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和整个现代化建设事业。后来进一步将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治国、强国之本，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提出奠定了基础。邓小平在发展道路和方向问题上没有半点含糊。他谈到，在改革中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要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但在四个现代化前面有“社会主义”四个字，叫“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这为对内搞活经济、对外扩大开放指明了方向。当时，我国已放开外资限制，鼓励中外合资合作甚至独资办厂，就是要在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不搞两极分化的基础上发展和完善社会主义经济。
邓小平还强调，外国的经验可以借鉴，但是绝对不能照搬。言下之意就是不能盲从、不能偏信，不靠拿来主义，做好结合文章。在东欧剧变、苏联解体后的1992年，他视察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发表了著名的“南方谈话”，提出“发展才是硬道理”“三个有利于”和“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等论断，深刻总结了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领导人民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经验，系统回答了长期困扰和束缚人们思想的重大认识问题。此后，中国改革开放的大门越开越大。
改革开放40多年来取得的辉煌成就，证明了改革开放决策的伟大英明，邓小平作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睿智果断。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我国正处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关键时期，在建党100周年前夕，重温这篇经典文献，学史明智、以史鉴今，有利于进一步加深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基本国情的认识，深化对“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理解，更好地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新发展格局，推动新时代改革开放再出发，续写更多新时代“春天的故事”。
（作者系省委省直机关党校副教授、科社法学教研部副主任 崔霞）